杨小滨采访雪迪:诗人应该怜悯众生_中国南方艺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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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小滨采访雪迪:诗人应该怜悯众生

2019-06-28 09:22 来源: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

书面采访者:杨小滨

雪迪

雪迪,出版诗集《梦呓》《颤栗》《徒步旅行者》《家信》,著有诗歌评论集《骰子滚动:中国大陆当代诗歌分析与批评》;出版英文和中英文双语诗集9本。作品被译成英、德、法、日本、荷兰、西班牙、意大利文等。

杨小滨:你在和爱德华·鲍克·李的谈话中,提到你出国后诗风的变化。你能否详细谈谈这种变化的原因?

雪迪:生活环境的突然变化造成内心的一片空白。在可以自由写作的环境中,由于失去那种熟悉的创作环境,失去说自己的语言的环境,朋友们在一夜之间突然消失;曾经抑制自己创作的外力骤然位于遥远的地方,曾经有过的推动创作的潜力突然流失。我感到无比茫然。在新的文化中说我不会说的语言,像一个弱智者,用不熟悉的语言吃力、笨拙地表达自己。那种挫折感、艰难感,不仅给新生活带来巨大压力,也使创作处于重要的转折点。我开始更多的向内凝视,倾听内心一个清晰的声音,而不是像以往在国内时听到一个庞杂、巨大、响亮的声音。我曾经生活在那个声音之中,在那个声音里写作。那个声音里混杂了太多、太响的噪音。在国外的写作,因为更个人化,更孤独,因之来自内心的那个声音也更纯粹,更无功利性,带有深刻的觉悟感。写作变得清晰、内向,不爆烈。这是转折的原因和过程。

杨小滨:你觉得什么是在美国和在中国写作的最基本的不同处?

雪迪:我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相应地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基本的不同是:在国内的创作太向外抒发,因为生存的被禁锢的状态。那时的写作带有很强的反抗性,因之作品爆烈。气势很大,内涵不足。国内的创作总在不同时期,或多或少地被一些新译介入大陆的西方诗人的创作方式影响。国外的创作,因为是生活在不是自己的语言、自己的文化的环境中,因此作品显得宁静、冷静,更多的内省和对自身的观照,更多倾听中的内涵。这样就形成距离:作品与作者之间思索、感觉的距离;读者与被阅读的作品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;作品本身与读者感悟的距离。这些错综地混淆在一起的距离,赋予作品张力和撞击力。作品向内,触及更深的地带;表现的形式清晰、干净。由于不生活在母语中,因此会以更敏感、更主动的方式体验和使用母语。这样写出的诗作比以往直接进入内在,语言更干净,去掉很多飘的东西。作品呈现了自己风格的发展和完善的倾向,不被其它诗人影响。因为“自我”和“品格”都在异国的文化和孤独地思索的生活中强化了,成熟了。作为一个诗人,更坚强,更明晰。

相同的是:不论国内、国外,我的创作都紧紧连接着生活。读我的诗,你会感到一个人的具体、真实的生活感受:疼痛、抑郁或呼喊;欣喜,或对灵性的追求。它们真实地纪录了我的心灵和肉体的成长过程,我的精神的向上的旅行路线,我的美学的形成和发展。它们真实、鲜明,不造作,也许表达的方式愈益抽象。

杨小滨:流亡的意义是什么?你认为自己是在流亡吗,或者内心的流亡?

雪迪:流放、流亡都是被迫的,是出于政治原因。我不认为我是在流亡中。在异国生活是我的选择;没有人强迫我留在国外,我也可以返回中国。我也不用“内心流亡”来形容自己。我选择生活在美国,这是一个主动的生活姿态。在异国生活有很多困苦,尤其是诗人用语言建筑一生的事业,和语言的紧密联系超过任何其它行业的艺术家。因此在不讲母语的国度中,来自内心的痛苦和深深的孤独具有摧毁性的力量。如果异国的诗人性格不够强壮;目标不是鲜明集中;不能排解众多新的物质的诱惑带来的迷乱和困扰;不能聚集全部的精力去干要干的,这个诗人就无法在异国继续写作。这也是许多大陆诗人到西方后停止写作的原因。这样聚精会神地活在西方很累。除非你进入到那样的状态,感到这是一种给你带来巨大补偿的活法。我认为这样的内心的生活是挑战,也是在精神中的快乐,是非常不易的。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,因此不是“内在的流亡”。没有人强迫我过这种“内在的流亡生活”,这是我的主动的、认识清楚的选择。

杨小滨:如果非要归类的话,你自认为属于哪一个流派?

雪迪:我的诗歌自始自终与生活紧密相连。我对诗歌的认识和表达的方式在不断丰富与完善中。如果我失去对生活细节、对情感的细腻和清晰的感受,我也就不再写作诗歌。我从来不把自己的写作标签为一个流派,就象你无法把生活化分为派。写作和生活一样:复杂,清晰;充满善意。要真诚;显示出悟性;精力集中。真诚和深刻是首要的。这也是我做人和写诗的信条。因之,即使你强迫我,我也不会自我封派。我的诗歌创作来自生活,来自我的真诚的感受。诗歌的表现形式也希望像土地一样本质,像天空一样辽阔。诗歌写作艺术的发展应该像使一切生命存在的气和能一样:它们就是你本身。你吸气,吐气;你自在地振动;同时气连接你和其它物质及存在。你看见它们流动、转弯,消逝后又出现。它们把一切物体连起来,然后呈现成“自然”这一景象。你观看它,你也在其中。这就是诗歌的写作风格。它无法用流派的名称定性及涵括。

杨小滨:你同七十年代末[今天]杂志在当时的关系是什么?

雪迪:振开、芒克、多多、杨炼及严力等,都是我的朋友,也包括黑大春。我参加了[今天]的许多活动,但我当时并不是[今天]创作圈子里的成员。我与他们一起酗酒的次数,远远多于参加他们组织的文学活动的次数。他们曾多次在我当时住的北京东直门中医研究院红楼212号的房间里开朗颂会。中医研究院红楼212号在当地居民及公安片警的记忆中,是一个酗酒、斗殴及开文学朗颂会的地方。这是我与老[今天]的关系。

杨小滨:你怎样理解中国古典文化和诗歌?它们对你是否有任何影响?

雪迪:中国古典诗歌完美地表现了“形”和“意”的连接,这其实也是现代派和后现代派诗歌的话题及写作方式。也许意象群不一样;也许感受和意念不一样,但现代作品同样需要“形”和“意”,需要研究、完善使意念和意象连接的方式。请注意古典诗歌创作中对细节的关注和描写。我以为这是古诗所以那么成功的关健所在。赋予强烈的美感及心灵感受的撞击,重要的部分来自古诗人对细节的观察和准确的描写能力。他们把细节准确呈现,然后抽象地连接细节,同感物质和抽象体。在一刹那,物质幻化为气流,细节演变为向外、向内漫延的载体。古诗永远言中有物,这是“核”;在物与物的连接中成熟、完美地传达了精神,这是“体”。二者互相倚托、互相借重,演变成满含精神性的诗歌的美。

1998年4月,我获加里福尼亚州Djerassi艺术创作奖。从4月至6月,我住在加州桑塔·克鲁斯山中潜心写作《碎镜里的猫眼》,同时钻研古诗。美好的山景和大片红松林的景象;山脚下的大海;山中无数的野生动物和漫长的西部雨季,这些都使我更加身临其境地体验了古诗中的自然美。由于我当时痴迷摄影,使我在那段时间领悟到古诗中的细节的重要性。

后现代艺术是反映西方的消费的时代;是整体逐渐消失,个体浮出并主宰一切的时代。广告成为一门艺术日趋精致,占领人的日常生活。后现代艺术是关于细节的艺术。从波普艺术到美国西海岸的语言诗,对细节的关注就是对个体的关注;就是对统一和集体的反抗。没有细节就没有日常生活,也就失去了后现代的艺术特征。在美国的10年生活使我深深体验到这一点。对后现代艺术的进一步了解,使我更清晰地看到它与中国古典诗歌在形式上的联系。我的新作注意细节;注意对细节描写准确和精炼;注意对独立现象的本质的探讨;注意连接细节时的开阔性和思想性;注意抽象的感觉体现的精确的美。这样,诗更结实,言中有物;更开阔、准确。我一直在寻找我的创作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连接处。我从来不想切断与传统文化的联系。我一直在研究怎样以现代的方式连接古典文化,尤其当我孤身独处异国,更感到这种寻求的迫切性和重要性。在加里福尼亚的群山中;在倾听窗外成群的北美狼嚎叫的那些夜晚,我领悟到那种连接的方式。

杨小滨:有些人把诗学倾向分为文化的和反文化的,你好象二者都不是。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?

雪迪:我的诗反映的是生活,是具体的生活欲望和状态:受苦,渴望;一些孤独的时刻,静夜里听到的几种声音。它们都很真实、鲜明。写诗是我与我的灵魂的对话,是我的肉身在不同阶段向更高一层发展的记录文字。在写作中,我更深刻地理解自己,并把生活中很多受苦的时期转换成美。我的诗歌写作紧密地与我的“灵”和“肉”连接,深挚地与我的对精神的领悟连接。因此,我不是在写[文化],或者简单地标榜[反文化]。我不愿意立标签,喊口号,只是写。让写作成为叙述者和阐释者。我的写作过程是一个文化过程,但我的创作指向生命。我的诗歌创作是努力将生命升华的过程。记录下关于美的纯粹的思考,记录下那些置身于美的喜悦、顿悟的时刻。它们更接近省悟和感觉,离[文化]和[反文化]稍远。

杨小滨:你常常用到“向内”的概念,有时你也说“向下”。能否详细阐述?

雪迪:内部的、内在的,是指一种生存姿态和方式;是一个选择,过一种内心生活的选择。联系到写作,就是把力量向内凝聚,把情绪向里、向深处爆发的写作风格。这和生活在美国有很大关系。外在的挤压的现象消失,反抗的直接的目标不见了。(当然挣钱、付帐单的外在压力仍旧存在)。这时你发现最强大的对手,不断骚扰你过一种宁静的生活的其实是你自己。我们不习惯与自己做战。我们习惯了生活在外在的胁迫之中,然后反抗胁迫;然后被惩处,然后反对惩处。在这样的循环中,我们获得写作动力,获得生存的欲望和决心。我们在此生存状态中,获取知识,渴望获得更多知识,以便能战斗得更持久,打得更漂亮。这是我们生活的状态和细节。我们习惯了看清对方的弱处和缺失;我们习惯了认知“一切的错误都是对方的”。

当我们生活在异国,失去抗争对象;在自由的环境中,在民主的气氛中,我们发现以往的斗争精神实际上将我们放在最低的生存地带。我们没有时间、环境和需求去认识、发展和升华自己的内心世界。我们不曾询问和拷问自己:哪些方面是我们犯下的错误?是我们自己心智的迷乱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困惑和失落感?是我们自己精神体的孱弱,使我们生活在不清晰、不幸福之中?我们从不询问自己:哪些是我们对人生、人性犯下的错误和罪行?哪些是致命的,不可宽恕的;是源自我们个人的内心的恶?

因此,内在的,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态度,是一种选择。选择过智性、灵性的内心生活。真诚,充满善意。把力量向内、而不向外扩张;把使生命向更高处升华做为一个挑战,不断看见自身的错处,承认并发展,这是一种生活态度。这种生活态度会改变诗歌的写作。诗歌变得干净,注意力更加集中。诗歌中出现更多灵性的声音。诗歌和古人的思索连在一起,呈献广阔、深刻、满含智慧的语言。这样的创作变得更浑厚。你感到那些诗作的底在向下沉,向深处运行;诗作表述的在向上升,到达另一个层次,带领我们达到高处。那儿干净、舒适。向内是艰苦的工作的过程,不是一个随心如意的过程。但你总能看见上面的光。你不放弃。你会感受到很多光贯穿着你写作的那些日子。

杨小滨:你是怎样思考政治和诗歌的关系的?

雪迪:诗人应该怜悯众生。如果你的人民、你的朋友、你的父母兄妹生活在不幸福、不公平之中,你要创造出诗歌为他们申张正义。因为诗意味着真诚与善良,充满对美的梦想、幻想。政治家为达到目标撒谎;诗人为达到目标说心里话,并不惜为此遭到打压。这是政治与诗歌的根本区别。你用语言表达,每一句意味着你的认知,它们对生命和精神负责。政治家运用组织手段,经常变化;他们应该对生命和纯真的精神负责,但他们往往蹂躏、糟蹋生命。

诗人应有普世的怜悯心。如你不怜悯生活在不幸中的人,你怎么能真诚地对待你的内心世界?你怎么能写出感动世人的诗歌?如你无善心,你的诗也无善心。美是不脱离善的。大美是有大怜悯心在内。即使是诗句的美,也只会来自创作者人格中的美。诗歌的美来自诗人心灵的善和神经的敏感。

杨小滨,诗人,艺术家,评论家。耶鲁大学博士,现任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员,政治大学教授,《两岸诗》总编辑。曾获胡适诗歌奖等奖项,出版多部诗集和论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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